周文重：博鳌论坛今年赴印度办会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接受本报专访，称博鳌设施与论坛需求尚有距离，近几年没有换址想法

4月2日，周文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与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对话。

新华社记者 侯建森 摄

周文重

67岁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、中国-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。2005年至2010年间，曾任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，2010年起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。

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第11个年头。11年来，论坛中碰撞的思想为亚洲各国政府的决策提供帮助。同时，11岁的博鳌论坛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瓶颈和掣肘。在今年年会举办间隙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称目前的确遇到硬件设施限制论坛发展的问题，但还没有考虑更换会议地址。

谈及论坛未来的发展，周文重表示，博鳌亚洲论坛将逐渐到国外去办会，今年将会到印度办会，探讨亚洲金融方面的问题。

论坛贡献是产生思想

新京报：今年，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“变革世界中的亚洲：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”，选择这个主题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大环境有关系吗？

周文重：这个题目主要考虑现在世界经济从美国来讲复苏乏力，欧洲债务危机还没看到解决的态势，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，所以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、新兴经济体来讲形势还是很严峻的。因为亚洲国家多数都是出口导向型，外围市场比较疲软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何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是亚洲国家普遍面临的非常紧迫的任务。年会从这个角度设计这个题目，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碰撞，有助于亚洲国家的经济转型。

新京报：每年的论坛都会有很多中方和外方的代表参会，目前中外代表的比例是怎样的？

周文重：论坛演讲人大概在200人左右，他们参与各种大会和小会。官方的代表团加上报名的与会代表，加上演讲人，一共在1800人到2000人左右。中外的比例，我想差不多60%是中国人，40%是外国人。

新京报：作为亚洲地区最高端的论坛，博鳌亚洲论坛已经办了11年。你认为论坛对亚洲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

周文重：我想主要体现在产生思想。11年来，年会是向世界介绍亚洲，亚洲研讨自己的发展的道路。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与世界各个地区谋求共同发展之路。

新京报：论坛上的思想碰撞对亚洲各国制定本国政策是否会有影响？

周文重：因为在年会上总是会产生一些共识，产生一些方案和建议，这些方案和建议可以对亚洲国家的决策提供帮助。实际上，每年的年会，亚洲各国的政府都会派人直接或间接地关注论坛的观点。

可以学习借鉴达沃斯论坛

新京报：世界上最著名的论坛是达沃斯论坛，这几年达沃斯论坛也曾在中国举办，博鳌亚洲论坛和达沃斯论坛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？

周文重：达沃斯关注的更多是发达国家。虽然它在全球已经很活跃，在中国也办了夏季达沃斯，但从它题目的设计上比较多的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观察世界，来考虑切入点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们和达沃斯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的出发点是发展中国家，我们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角度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。当然从论坛本身来讲有很多共同点，办一个论坛，它的方法，它的目标，这个我们有很多可以向它学习借鉴的地方。

新京报：从办会的角度讲，达沃斯论坛有哪些值得博鳌借鉴的地方？

周文重：比如说会址。我们受到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，3天我们只能办20多个会，因为没有会场，从早排到晚，排满了，平行的会同时只能办3个，再多了没有地方。

另外，宾馆的容量也有限，可能最多只能容纳2000人。达沃斯的时间比我们长，我们只有3天，而达沃斯有一个多礼拜，达沃斯的品牌已经这么多年，邀请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，欧洲的领导人轮流去，这样可以把这个会办得比较长，留住参会者。它会的量比我们大，它有一些为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企业量身定做的闭门会，对媒体不开放的，这样的会我们还没有。我们的所有会都是对媒体开放的。

新京报：你刚才提到了会场和配套设施不够用的问题。

周文重：实际上，论坛的硬件主要是企业在投入，目前为止中远（中国远洋运输集团）做了很大的贡献。会议中心和附近的两个宾馆都是中远在经营。总的来说，配套的设施还是不够，毕竟博鳌是一个渔村，从渔村发展到今天，10年的时间已经很不错，但是怎么能满足今后会议的需要还是有距离。

新京报：有没有考虑把论坛换一个硬件设施更完备的地方？

周文重：博鳌年会的定址就是在博鳌，目前是这样，近几年没有换址的想法。当然我们愿意在博鳌增加一些会议设施，但是因为现在宏观经济形势也不好，企业拿出这么多资源来增加投入也有困难。

办论坛没拿政府一分钱

新京报：每年的博鳌论坛都会邀请几千名代表参会，这么大的规模论坛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人？

周文重：我们人不多，秘书处现在也就有20人左右，这20人是我们的基本力量。到了开会的时候我们要请很多志愿者，志愿者要几百人。这些志愿者很多是海南当地的，还有的是从北京过来的。我们也和海南省政府密切合作，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要靠他们，特别是一些后勤方面的服务。

新京报：论坛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哪些？

周文重：论坛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赞助，没有任何政府投入，不拿政府一分钱。当然赞助是有回报的，我们要和企业签协议，赞助后在哪些方面有回报，按照协议的要求来安排。

新京报：经历了11年的发展，对于未来博鳌论坛的发展你有怎样的想法？

周文重：博鳌论坛的发展，它的宗旨和目标是立足亚洲，促进地区合作，这些都是很明确的。这届理事会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切入点，我们会重视新兴经济体发展问题的研究，这个也不会变化。

以后博鳌论坛要扩大影响，因为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，所以要研究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，所以我们提出要到国外去办会，去年我们到法国、澳大利亚办会，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我们要让欧洲人、美国人了解亚洲在各个领域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，同时也让亚洲人知道其他区域的国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，各方有没有共同利益，有没有分歧，如果有分歧是在哪些方面，这些分歧如何来解决。

新京报：今年有没有去国外办会的时间表？

周文重：我们一般都会排年度计划，像今年我们会到印度去办会，是关于亚洲金融问题，金融合作等方面的。比如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，如何保证资金的有效流动，如何保证投资不会枯竭，满足各国的经济发展需要。

本报记者邢世伟海南博鳌报道

■回忆

那些年曾被误会是骗子

从2002年起，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定期召开年会。这一年，段伟辞去一家美国企业的公关工作来到博鳌论坛秘书处，不久后担任博鳌论坛首任新闻官，一做就是6年。

“当时论坛秘书处办公室在北京国贸，我去的时候，办公室只有很小的一个房间。”段伟说，他感觉这个办公室和宣传中的高端论坛不太相称，“别是一个草台班子”。

如今博鳌已声名远扬，但早期很多人不知道博鳌论坛是什么来路。“刚开始我们邀请企业来参会时，甚至会被当成是骗子，没人知道博鳌是什么，要谈什么，为什么要来参会。当时确实也有很多机构打着高端国际会议的幌子去骗钱。”段伟回忆。

段伟认为，博鳌的成功首先离不开时代背景，那就是亚洲越来越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不在于它达成了什么协议或是共同意见，而在于声音本身。

本报记者钟晶晶